改革开放至今，政府宏观调控所面对的总供求格局、调控的对象和环境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就决定了需要根据这些变化，转变宏观调控思维和方式。

需要转变的原因之一，是总供求的格局与以前不同了。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总供求格局的长期态势是需求大于供给。改革所引出的分配格局变化，必然会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也必然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就是从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制约转变成需求制约。这种转变主要是发生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首先，在80年到90年代初期的三次市场化经济增长高潮中，居民消费都有“同步性”特征，例如彩电等家用电器产品，在80年代中、后期仅用5年就基本普及了，然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住宅和汽车消费显然是由少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家庭所带动的。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国内供给不足，总会引发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明显下降，但是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过程中，却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明显扩大与外汇储备猛增的趋势。以往经济增长高潮所导致的宏观紧缩，消费物价上涨总是首位原因，但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去年的CPI只有1.5％，今年虽然再次出现了物价的较明显上涨，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总体消费需求的膨胀，而是因为食品供给短缺所引发的结构型通胀。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GDP增长率上升到10％、工业增长率上升到20％后只能维持2年左右时间，在本轮经济高潮中，两者在这个水平以上运行到目前为止，则已接近5年时间。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是常态，在经济增长高潮到来时会更加突出，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瓶颈虽然也出现过，但很快就被突破，并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产能过剩了。

经济运行特征的这些变化，都是中国经济的总供求格局从供小于求向供大于求转变的反映。由于分配结构的变化，导致储蓄倾向上升而消费倾向下降，使投资可以获得充足的来源，就可以迅速突破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瓶颈。由于储蓄增长速度超过了投资增长速度，社会的剩余产品大量增加，不仅可以充分满足投资需求，还可以有大量产品提供出口，使投资与贸易顺差增长保持“双高速”。从另一方面看，则是消费率不断下降，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63.8％直降到去年的38.9％。如果没有消费率的下降，就不可能支持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保持长达5年时间，也不可能提供每年一、两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亦不可能把今年以来的非食品消费物价压低到只有0.9％的程度。

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也和总供求格局的改变密切相关。例如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储蓄过剩，储蓄过剩导致投资高增长和不断下降的消费率，又形成产能过剩。过剩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只有开拓海外需求，又形成不断拉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扩大引来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引来了国际热钱流入，形成了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占款项下的货币被动投放，又形成了货币流动性过剩。货币过剩最终导致了国内资产价格控制不住地上涨。所以，如果没有总供求格局的改变，这些以前未见或并不严重的新问题是不会出现的，而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方式，又反过来证明中国的基本经济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

说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模式需要转变，正是基于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同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同了，也和改革30年中的经济转轨过程不同了，中国经济运行已经全面进入到市场化运行轨道，所以宏观调控也应该进行相应转轨。比如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分析大体是四个阶段，即萧条、复苏、繁荣与危机。然而如果我们还用这个周期标准来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在宏观调控工具箱中准备的都是反过热政策，就会犯大的错误。因为目前无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都已经处在全面供求平衡乃至供过于求的状态了，后面即将出现的是生产能力的集中释放，是投资需求的明显回落。也就是说,目前所处的阶段是经济的繁荣期，后面紧跟着的决不是过热阶段，而是产品全面过剩阶段。对宏观调控来说，应当准备应付的也不是过热，而是“过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