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宏观调控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经济制度条件下应当怎样应付过剩的冲击，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改革前30年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在改革以来的30年中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是否可以使我们更有条件从容应对，西方市场国家在以往200年中所经历的生产过剩危机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会变形，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只要我们深刻了认识了中国宏观调控的背景已经发生了改变，对新的经济运行周期有一个新的、基本的认识，宏观调控的大体方向就不会出错。

需要转变的原因之二，是调控对象不同了。

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是生产和投资活动的主体。所以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实施经济调控的对象是国有企业， 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90年代下半期进入到产权改革阶段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到今年上半年，非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2.3％，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0.9％，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2.9％了。

经济活动主体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宏观调控机制的变化，使政府对国家经济活动的调节从传统计划中的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但当这种转变已经到来的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转换却并没有同步发生，主要表现在仍然相信政府对经济活动具有主导力量，可以决定经济周期的长短和操纵经济运行的冷热方向。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长期历史经验说明，政府只能在顺应经济运行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防止过冷或过热，但是却不可能改变经济向下或向上运行的基本趋势。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影响力，在千万个企业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面前，往往是有限的。有利于企业的调控政策会被顺利接收，相反则会受到强烈抵制。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中也能看得到，比如自2005年以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实际结果是收效甚微，今年以来由于股市泡沫浮现，政府又对股市实施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总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股市消化，所以有人针对这种情况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是“越调控、越失控”。

西方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还说明，政府对约束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往往办法比较多，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过收紧信贷与提高税率来改变企业对利润的预期，但是对促进经济走出低谷却没有太多办法，因为政府不能指令企业多借款、多投资、多生产。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只能抽紧绳子，却不能推动绳子”。我们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也已经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了。例如前几年为了启动内需，曾经大量使用扩张型财政政策，2000年政府主导投资甚至达到当年新增投资额的90％，但是仍没有实现经济的启动，原因就是当时还没有汽车、住宅等拉动本轮经济增长的新需求亮点，企业不愿意增加投资。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希望纠正那种直到今天仍认为政府无所不能的错误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已经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能力了，只有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摆到一个正确位置，才能实施对中国经济的有效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对象的变化，也应包括宏观调控领域的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包括股市、债市、期货和房地产市场，以及银行间的货币和外汇市场等，这些领域的出现，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新因素，所必须兼顾的目标就更多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部门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目标中经常进行有取有舍的选择。例如政府对股市的调控目前是使用了利率和税率等手段，但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就是股市狂飙赌的并不是利率和税率这些经济变量，而是庞大的货币剩余，只要货币流动性过剩这个基本情况没有发生改变，投资于股市的人就有理由相信流入股市的资金只能会更多，股指就会继续上扬，在这个背景下，使用利率和税率手段调控股市的做法就会失效。再比如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储蓄过剩和投资过大，又引来贸易顺差和货币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我们现在是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在源头问题不解决的时候，这些调控措施就都是“扬汤止沸”。然而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于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所以如果把保经济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