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必须进行有取有舍的选择。如果把经济运行中的问题都当作需要必须解决的麻烦，分不清那些是必须要保的目标，那些是选择了这个目标后所必须支付的代价，在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和各分目标之间就不可能做到“纲举目张”，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打乱仗”局面就不可避免了。

需要转变的原因之三，是宏观调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使得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而是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

说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必须在高度开放条件下转轨，是因为直到目前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宏观调控中许多变量和工具，已经不是我们可以仅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随意改变和使用的了。比如，货币供给量一向是中国货币管理部门根据本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安排的，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优势，出口增长长期超过进口增长，由此引来了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在外汇占款项下基础货币的被动式投放。2003年外汇占款项下所形成的货币投放，第一次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相等，到去年则已相当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的3倍了，从这点来说，中国在享受到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货币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即基础货币的增长不是依据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数量安排的，而是被动地由外汇流入量所决定的。

中国的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更集中地表现在利率政策上。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引来了巨额国际热钱投机于人民币升值，但热钱也有成本，就是热钱所属币种的贷款利率水平，所以热钱的收益等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加人民币存款利率再减掉热钱所属币种利率后的差额。换言之，人民币的利率水平越高，国际热钱的投机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加息本来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但是人民币利率越高，热钱的投机风险就越小，流入量就越多，相应导致中国央行从外汇占款项下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因此加息的结果反而变成了造成货币供给增多的因素，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中国的利率政策就失去了独立性。

利率政策一向被认为是政府进行宏观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利率变动对宏观需求的影响力在中国发生了逆转，从未来趋势看，由于利率政策将越来越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所以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用中，将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使用正回购手段对冲，由于央行手里的债券等对冲工具数量终究有限，有很大局限性，用“央票”对冲由于央行必须有借有还，必然导致央票越发越多，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是否在中国会出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呢？如果是这样又会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这些问题都需要立足于外部条件的长期变化，从现在起就开始认真研究，寻找到新的宏观调控办法。

进一步分析，中国的货币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独立，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主要是承接了发达国家消费类产业的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具有相比于发达国家低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而以目前年均10％以内的相对要素价格增长率，拉平这个差距恐怕还要20～30年，所以发达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新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所在。而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中，消费类产业只占1/3~1/4，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主体到目前还基本没有向发展中国家移动，从中国的贸易结构看，虽然中国的机电产品贸易从2001年开始就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但直到当前还是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的技术装备，而化工产品直到目前也还是贸易逆差，说明中国目前还是在制造业技术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也是发达国家的重工业难以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的原因。但是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中国的制造业装备水平通过引进和自主创新，已经开始迎头赶了上来，用不了太长时间，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重化工产业的高潮，中国也将逐步成为向世界提供汽车、飞机、成套高端工业技术装备和化工产品等重工产品的大国。所以，随着新全球化过程的深入，更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而随着这个浪潮的兴起，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增长得比目前更迅速。所以，除非中国不愿意接受这个新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否则由贸易顺差与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引来的相关热钱的增加，就会在未来长期内使货币流动性过剩成为常态，这是中国为了获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成本或代价。当然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的智慧，在新时代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新宏观调控理论与方法，但前提是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方法应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