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少其是新四军看重的文化名人，“赖少其和曾菲谈恋爱”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一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有意做红娘。当1942年夏曾菲从党校毕业时，他便把曾菲分配在一师战地服务团，并把赖少其调来任战地服务团团长。

    曾菲来新四军好几年了，在国难当头、寇氛日炽之际，她压根儿没有顾及儿女私情。如今紧张气氛稍缓，服务团女伙伴们相继坠入爱河，许多人还成了家，她一颗少女的心也有所动。与赖少其同处一个单位，在工作中互相敬重，两颗心经过不断的接触和了解，战友之情就升腾为爱情了。

    1943年1月，钟期光在战地服务团团部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代表师首长摆了两桌酒席庆贺。新婚之夜，年轻而斯文的木刻家一点也不木呆，在那贴着大红喜字的简陋新房里，他送出了别具一格的新婚礼物——一枚印章和一首诗。诗曰：

    月印深潭两度清，
    春水绿波相映人；
    分明无法分光彩，
    要把人心当天心。

    然而，这对新人在洞房还不及品尝爱情的甜蜜，忽然军号骤响。两人条件反射似地一跃而起，飞快地穿上军服，打起绑腿，开门跑步集合。紧张的战斗氛围，把新婚的燕尔温馨立时赶到了九霄云外。直到天亮，部队才停止前进。一看，却又回到了原来的营地。原来这是部队搞的演习和拉练。上级首长责怪通信员事先没有告诉两人“例外”，但两人却认为饶有意趣。回到洞房，想到这永生难忘的新婚之夜，两人相拥而笑。赖少其心有所感，旋又赋诗一首以纪念：
露轻湿罗衣，雾重难举眉。

    轻狂走野径，未知醉如泥。

    这枚印章和两首赠诗，代表着赖少其的爱心，曾菲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藏在心里。

    因为同情贺子珍，夫妻俩“犯错误”都犯在一起了。

    “文革”中相依为命，生活有苦也有乐

    1949年，赖少其以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副团长的身份赴京出席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并以三野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后，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 他由部队转到地方工作，并于1952年初调到上海担任华东局文委委员、华东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

    曾菲跟随赖少其到上海时，与新四军时期的老战友、时任华东建委主任的贺敏学，时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住得很近，三家经常来往，亲如一家。也就在这个时候，赖少其、曾菲夫妇认识了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贺敏学和妻子李立英奉调西安参加“三线建设”后，特地委托曾菲照料妹妹贺子珍及老人孩子，曾菲爽快地答应了。谁能料到，这一应，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场“轩然大波”。

    1956年，久呆医院的贺子珍强烈要求出院回家，要赖少其向上反映。适逢上海市召开第一届党代会，赖少其便以代表身份给上海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如实反映了贺子珍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市委能满足贺子珍的要求，并在生活上给予更好的照顾。

    这原是封正当的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看后却非常生气，认为赖少其是为贺子珍“鸣冤叫屈”、对江青不满、干涉毛泽东的“内政”，还说赖少其想借党代会之机，以没有照顾好贺子珍生活为由，来整他这位市委书记……

    这场意外厄运，使他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在高压政策下连续作了17次检讨。最后，在一些正直领导的劝说下，柯庆施才勉强同意“放他一马”。

    真可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身心俱疲的赖少其刚歇口气，不料曾菲又祸从天降，被卷入一个“匿名信”事件中。原来，就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召开之际，身在杭州的江青忽然收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匿名信”，揭发她在20世纪30年代从影时的堕落史，并警告她不要胡作非为，否则就将证据向中央反映。江青收信后，怕得全身发抖，恨得咬牙切齿，迫不及待地要柯庆施替她“申冤”。柯庆施哪敢怠慢，亲抓此案的侦破工作。由于“匿名信”的左下方印有“华东文委”字样，于是“犯罪嫌疑人”的范围就划定在华东文委及上海市文化部门之内。侦破小组从赖少其上书一事顺藤摸瓜，发现其妻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极为密切，于是找来曾菲的笔迹送到公安部门鉴定。巧合的是，“匿名信”的笔迹与曾菲的笔迹相似。加之赖少其恰又是华东文委的，数条线索归纳在一起，曾菲便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虽然那段时间她和陶勇夫人朱岚到外地度假去了，但侦破小组根本不听她的争辩，强迫她写检讨，交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