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陷，祖国半壁河山遭日军铁蹄践踏。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神圣旗帜，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度握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后，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此后，这支抗日劲旅驰骋大江南北，纵横华中敌后，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战略转变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我党留下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8省十几个地区建立了游击区。赣粤边游击区，是项英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所在地，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悬于蒋管区、藏身深山密林。在敌人无数次枪抄刀篦的“清剿”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保留了革命火种和战略支点。

　　1937年7月底8月初，在赣粤边区油山一带领导革命军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从香港出版的报刊上和通过其它途径，先后得知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消息，看到了毛泽东于当年5月7日写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政治上有着十分敏锐洞察力的项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解释党的路线的转变。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来进行合作抗日，要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8月8日，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池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上召开赣粤边区党的干部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对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在思想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会后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进剿”，准许抗日自由，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与此同时，项英把《宣言》寄给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有关上层人士。8月20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分别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赣州专员和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以及国民党驻军和当地知名人士致函，敦促洽谈合作抗日事宜。为了表示抗日诚意，中共赣粤边特委向所辖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发出指令，停止游击活动。同一天，中共湘鄂赣省委发表了《为和平合作宣言》，提出了和平合作，一致抗日的政纲，表示凡同意抗日救国者，都愿与之合作，共赴国难。

　　在浙南，粟裕、刘英等从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中得知新的时局和党的方针、政策后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鲜明而又及时地表明立场和态度。在闽西南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从香港、汕头的报纸中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闽西积极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并印刷了大批标语、口号以及《告粤军书》、《告群众书》等文件，广为散发。

　　黄道是实行战略转变较早的。1937年初，担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的他在崇安偶然看到一张从广丰包盐回来的旧报纸上刊有西安事变的消息，接着又在截获的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上面记有“一二·九”运动。黄道察觉到国内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经过开会研究讨论，中共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开始实行战略转变。同年春，汀瑞边游击队从报刊上获悉中共中央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后，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同年10月，中共皖赣特委获悉项英、陈毅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后，发出《告皖赣同胞书》，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南方8省游击区的红军游击健儿，开始了由国共对立的国内革命战争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战略转变。这一战略转变，为后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扫除了思想障碍，统一了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