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设想，新农村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非常宏观和原则的要求，诸多具体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最根本、最首要的问题是目标和路径问题。究竟什么是新农村，新农村是什么样，新农村的目标是什么，通过什么路径走向目标?搞不清目标，就搞不清路径，政策选择就会进退失据，其他问题就更说不清了。
　　
　　一、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与路径
　　
　　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来理解，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减少农村，减少农民”。那么，应该如何减少农民?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资源基础和产业选择的角度分析，这个系统的经济逻辑及循环机理可以概括为“三化”。

　　传统农业的“进化”。资源条件好的地方改造、提升为现代化的大农业生产(本文中的“农业”是广义的，包括农、林、牧、渔等各业)。当然依据是资源特色，现代化农业首先是规模化农业，规模化农业首先是特色农业。“宜瓜种瓜，宜豆种豆”，如山东寿光的蔬菜、北京郊区的西瓜水果、东北的粮食等等，各地有各地的特色。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技术排挤农民”的过程，置换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要进入城市。

　　传统农业的“退化”。很多地方资源条件不好，甚至没有任何资源，不适宜继续进行农业生产，不适宜人居；有一些地方虽然有资源，但出于生态环境保护等考虑，也不适宜继续农业生产，如青海西藏的“三江源”地区。这些地方的原有农业人口要逐渐大部分退出或全部退出，退耕还林、还草等等。这个过程可称为“资源排挤农民”的过程。这些人口当然也要进入城市。

　　农业产业的“异化”。城市要接纳“技术排挤”和“资源排挤”出来的剩余人口，为现有农业的“进化”和“退化”提供转移空间。这就“逼迫”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城市的接纳能力。城市哪里来?哪里有那么多的城市接纳这么多的剩余人口?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扩容比新建成本要低得多，但扩容也有它的经济限度。所以“扩容”和“新建”都是需要的，要“两条腿走路”。“新建”要通过非农产业带动，农业变成工业、服务业。当然依据也是区域的资源条件和比较优势。

　　综而述之，从资源基础和产业升级的路径出发，“旧农村”改造为“新农村”有三种“前途”：通过产业“进化”、“退化”、“异化”一分为二，一块是“新农村”，包括“进化”的现代化农业，“退化”的生态环保产业；一块是“新城市”，是“异化”的那一块。“技术排挤”和“资源排挤”出来的剩余人口，一部分迁移进入不断扩容的现有城市，成为“旧城市”的“新市民”；一部分“就地解决”，转变为“新城市”的“新市民”。
　　
　　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与政策选择
　　
　　有了这样的一个系统框架，“旧农村”→“新农村”的目标、路径就清晰凸显出来，战略与政策选择就有了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针对不同的资源状况和产业前途，要么搞城市化；要么搞特色农业、规模农业、现代农业；要么搞生态和环保，包括生态旅游。城市化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现代农业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生态与环境保护需要什么样的政策，要“对症下药”。当然，要论证，要规划。

　　1．关于城市化的政策选择。城市化、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体两翼”。没有新城市就没有新农村。城市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条归宿和“进路”，要解决的问题是，接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技术排挤”和“资源排挤”出来的农村剩余人口。以此反思我们现在的很多制度和政策，恰恰相反，城市不仅没有很好地接纳和吸收这些剩余人口，而是排挤农民进城。所谓的城乡分治、二元结构，说到底是“制度排挤农民”。农民工问题是“三个排挤”的集中表现。
　　
　　城乡统筹发展，以城市带动农村，以工业带动农业，首要的涵义是，拆除“制度排挤农民”的藩篱，疏通阻止农民进城的制度通道。包括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等，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制度系统，这背后最核心的是户口制度，其他所有制度对城乡所规定的不同“待遇”都是以户口为纲领的。　　从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和目前的政策现状看，新农村建设的“战场”不只是在农村，至少有相当的分量、相当一段时间是在城市、城镇。应该有规划、有系统地调整接纳农民进城的政策。在最为关键的户口制度问题上，如果不能一下子完全放开，那么也要逐渐放松，由“硬约束→软约束→无约束”，最终彻底取消。但这个过程不能过长，应尽量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