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错综复杂、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由于国内国际、党内党外等诸多原因，我们既有成就，也有失误；既有进步，也有滑坡；既有荣耀，也有耻辱；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知耻后勇者兴旺发达，讳疾忌医者自取衰亡。我们必须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扶正祛邪，兴利除弊。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非常关注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问题，并语重心长地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例如，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1979年3月30日他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又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肥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1979年11月2日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引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4、177—178、218—219页)

　　笔者在这里之所以长段引文，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当年批评的不正之风，至今尚未得到完全纠正，有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上不正，下参差。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领导干部包括有些高级干部处于“只管别人、不管自己”的“灯下黑”状态；甚至处于“说的(好话)不做、做的(坏事)不说”，对党阳奉阴违；对祖国心怀异志，名为“人民公仆”、实为“人民公贼”的“两面人”状态，使建国初期就已经绝迹的腐败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广大群众和干部深恶痛绝、怨声载道。

　　建党八十多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党内涌现了李大钊、夏明翰、张思德、毛岸英、王进喜、雷锋、李四光、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同时，也出现了顾顺章、向忠发等叛徒以及刘青山、张子善、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等不少蜕化变质、道德败坏的腐败分子，真所谓大浪淘沙，激浊扬清。

　　被胡锦涛同志誉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湖南省委原副书记郑培民，在知荣辱、明礼义方面，同样也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楷模。他“始终坚持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慎独、慎微、慎始、慎终”；而且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例如，他1990年5月调任国家级贫困地区湘西州委书记时，把自己任职湘潭市委书记期间的1700多元稿费上交组织，而家里在两年以后才购置冰箱，一张饭桌竟用了二十多年；在湘西工作两年半时间内，他不怕艰苦、翻山越岭走遍了全州218个乡镇。他担任正局级“一把手”7年以后才被提拔为副省长；担任副省级职务又达10年直至2002年3月11日在工作岗位上以身殉职。在赶往医院抢救的路上，他还叮嘱司机“别闯红灯”。二十多年中，不论郑培民职位怎么变动，妻子杨力求的工作只调动过一次，即从湘潭市新华书店调到省新华书店，依然是一名普通职工，多年坚持步行上班。夫妻俩情真意笃，忠贞不贰，“手拉手，户外走，说实话，散散心，情切切，意绵绵，身体好，永相伴。”女儿海蓉结婚时，他没有举行婚宴，没有收受礼金，只有自家准备了一桌饭菜……郑培民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不给别人有一点送礼的由头，不让自己有半点腐败的念头。”在他身上，人们既看不到哗众取宠、急功近利的官场作秀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更找不到以权谋私、骄奢淫逸的歪风邪气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封建陋习，而是自觉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高风亮节和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