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从各个方面明确了农民工的权益以及相应的确保他们权益的政策措施。这无疑对改进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具有重要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家之所以专门为农民工出台相应的条例，也说明农民工目前所处的现实状况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这样的条例旨在改变农民工在职业与其权益之间不相称、不匹配的状况。

    这些年来，虽然国家对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有许多制度性规定，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其成效并不理想。现实中，农民工的处境不仅没有大的改善，而且还出现一种挫折感，即看不到通过外出务工经商明显地改进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和希望。据有关研究发现，在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之所以笼罩在中产阶级的光环和美景中，是因为大多数蓝领工人从发展中获得很大的收益，他们都自认成为了中产阶级，所以，就有美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社会一说。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曾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即全日本1亿2千万人口中有1亿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不管事实如何，如果绝大部分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是一个稳定性较高的社会。我国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其重要的标志也应该是绝大多数人感到自己已跻身于中产阶级。改进政策，专门出台农民工条例，无疑是国家正向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但是，在我国，农民工不仅没有表现出向上流动的趋势，反而出现了“底层化意识”加剧的倾向，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所谓“底层化意识”，不仅在于农民工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在于农民工从意识上觉得难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其社会底层地位。造成农民工“底层化意识”加剧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农民工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中地位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与他们当初的愿望相差甚远。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绝大多数农民工是抱着外出务工经商、过上小康生活的梦想出来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时间停滞不升、工作环境长期恶劣、生活负担日增等，他们没有从自己的辛勤劳动中看到生活改善的希望。第二，与此相关的是，国家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出现使农民工大大获益的景象，而且他们发现，在这种发展中缺少了能使他们向上流动的渠道，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出现“狭窄化”趋势，比如教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使得他们难以支撑孩子的教育；城镇房地产价格猛涨，使他们看不到迁居城镇、实现城市化的希望和可能，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从主观意识上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努力，趋于自我边缘化。客观边缘化与主观边缘化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底层化意识”。

    “底层化意识”不仅对农民工本身来说是一大损害，而且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底层化意识”加剧，会造成农民工自暴自弃，不求上进，出现“宿命论”，对子女的教育和发展也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他们对社会也会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精英们又会以底层者的这些不良行为进一步贬低底层者，而底层者更趋于“底层化”，更以底层者的方式破坏既有的社会秩序，从而出现恶性循环。因此，化解农民工的“底层化意识”，应该是国家调整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重点，不要让农民工从意识上趋向自我边缘化，要为他们创造向上流动的可能和希望：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组成部分，而不要长期停留在农民工状态；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实现城市化，而不应停留在长期的流动状态；使他们有自己的组织，能全面地参与到我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去，成为和谐社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编辑：姜帅 责任编辑：何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