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和谐是中华民族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意向、一种文化哲学。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广的超庞大的经济体在逐步拓展和逐步深化的改革开放中持续高速发展，采取了首先激活那些最有可能激活的地区、部门和人群的创造性活力，采取把握关键的波浪式逐层推进的发展策略。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总体性推进的同时，使原本潜伏着的局部的不同步性和不平衡性在一个发展了的空间中被放大。同时，由于某些经济单位的粗放式的膨胀，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中国经济走到了需要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又需要转变它的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需要新的发展哲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需要的是“和谐的哲学”，强调各种积极的力量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互动互补，同心协力，为振兴共同的事业而奋斗。这里，也推崇奋斗、竞争，强调与不良因素的斗争，但其目的是克服不和谐因素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和谐哲学是与改革、发展、稳定相适应的哲学，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往往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各种主客观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但是，合力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革命时代主张斗争性的合力，和平建设时代则要着重发挥和谐性的合力。

    其次，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强调和谐文化的重要性，旨在使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要求内化和深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理性。文化的要点在于“化”字，化入人心，广为渗透，成为人的素质和习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工程乃是人心工程。和谐一词在中国古代，本用于音乐，在礼乐教化中讲究韵律和谐，它内化为人心，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泛化为人伦关系，比如喻夫妻和悦为“琴瑟和谐”，或如司马相如弹给卓文君听的《琴歌》：“交情通体心和谐”。最终引伸到政治领域，如《左传》襄公十一年晋侯所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东汉末年曹操的智囊、政论家仲长统说：“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元代戏剧家关汉卿说：“遂令鱼共水，由此得和谐。”这些语源学的分析可以给出这样的启示：其一，和谐是多音和鸣，是多样性的协调，而不是孤音自鸣。其二，和谐是一个由人心至人伦，再至社会和政治的多层次互动的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行为方式多姿多彩。生活方式出现多样化，也带来了思想接受和选择的多样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高雅和通俗，好莱坞和韩流，再加上电视和网络上的热炒和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与浮躁并存。我们的和谐文化是面对多样性、并且积极有效地引导多样性的和谐，是面对复杂的矛盾、并且妥善高明地处理复杂矛盾的和谐。这样的和谐，既是一种文化风度，又是一种文化能力。塑造和谐文化的能力表现在它不是简单粗暴地压抑和消解多样性，而是运用大智慧，积极引导、协调、提升和规范多样性，在多样性之间求沟通、理解、对话和融洽，进而从中提炼出民族的向心力和前进动力。表面上看来它近乎晏婴和孔子说的“和而不同”，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在“和而不同”之上追求超越“不同”的“大同”，追求众志成城以全面振兴中华的民族共识。

    其三，以和谐文化作为精神枢纽的和谐社会，需要实实在在地使国家长治久安、齐奔小康，提高综合国力。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我们从“一穷二白”转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发展着的中国来说，时间就是力量。或者说，时间的向前和力量的增长成正比。但是，中国发展的空间规模极大，时间速度极快，在相对单薄的家底上创造经济奇迹，难免在打破旧平衡而实现新平衡的巨大时间跨度中，存在着许多不稳定、不平衡、不完善的中间状态。这就使中国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期，又面临着与前不同的矛盾多发期。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是把机遇和矛盾这两端进行综合把握和全面的积极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