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和谐的初步探索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社会和谐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美好理想,也是我们党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效。这一时期,经济快速恢复,政治清明,党风优良,社会稳定,思想文化活跃,人民充满理想和激情。特别是实行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方针等,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和谐社会的设想,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更为具体科学的认识。毋庸置疑,我们党50年代中期的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有的不完善、不彻底甚至前后矛盾,有的未能坚持或贯彻到底甚至发生扭曲、背弃。但它毕竟留下了探索的足迹和闪光的思想,开启了新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积累了一些初步经验。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成就,就是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弥足珍贵的实践价值。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经典论断

  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理论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探索中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理论强调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矛盾。用这个观点去认识和谐社会建设,就要重视矛盾而不能回避矛盾,用正确的方法去化解矛盾而不能激化矛盾,在化解矛盾中求得社会和谐发展。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成为建立和谐社会、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

  着力解决事关全局的重大矛盾,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革命时期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过去,我国社会出现了敌我矛盾下降、人民内部矛盾上升的总趋势。这期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潮不断,受此影响,加之国内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久,在分配、就业、教育、政府工作作风等方面,产生了不少新的社会矛盾,引发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不和谐因素。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题,这不仅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苏联处理社会矛盾的前车之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苏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更不承认人民内部的矛盾。理论的失误,必然导致认识上的谬误和实践上的偏差。当苏联内部出现矛盾、产生意见分歧时,苏联党的主要领导人不是从内部找原因,而是简单地归结为外部敌人的干扰破坏,因而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针对苏共的失误,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泽东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总会产生。此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毛泽东更加注意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经过反复酝酿和认真研究,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讲话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党有关处理上述各种矛盾的方法和政策作了全面深刻的说明。第一次提出了系统完整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为正确分析、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具体矛盾、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来源于对社会现实深刻系统的调查研究,是我们党探索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研究中国实际,认真吸取苏联的深刻教训,不仅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进一步研究了其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表现,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一是详细阐述了人民和敌人的概念,认为人民和敌人是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1] 在明晰地揭示了人民、敌人的深刻内涵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1](p.204) 二是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现实关系,揭示了两类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表现。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诸多方面,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总的来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广泛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是,归根结底,它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三是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普遍存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论证了正确处理人民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任务,这是更好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所在。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严格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我们党探索解决社会问题、营造和谐氛围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处于多事之秋的1956年和1957年之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当时社会关注和思考的焦点。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两类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特点,提出了两类矛盾的概念。他强调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则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因而总体上说,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从他们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上看,其性质具有两重性,因而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非对抗的一面。从总体上看,“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1](pp.204、206、211~212) 在这里,毛泽东着重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来解决。“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因此,“我们主张和风细雨……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2] 当然,民主的方法只是解决人民内部的基本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多种多样,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需要将民主的方法具体化。毛泽东还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情况,对这些具体方法作了全面阐述。概括起来,一是解决人民内部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二是解决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领域的矛盾;三是解决文化发展及科学和艺术领域的矛盾;四是人民群众同政府机关的矛盾,等等,都要采用不同的、具体的、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毛泽东最后指出: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及时,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处理得不及时,不好,人民内部矛盾就会激化,小事变成大事,用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酿成乱子。这不但不利于发挥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且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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