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突破。对这些重大突破，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吸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创造，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三、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四、实事求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和民生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对苏联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

　　从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改革。他深刻认识到，体制模式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在讲话中就说过：“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他在1985年8月接见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第二年9月接见波兰领导人时又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同上，第178页）他还讲过这样的意思：制度最重要，制度好，可以约束不好的人；制度不好，也可以让好人走向反面。他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针对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从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进行突破的。

　　既是着眼于体制模式，就是从整体上、战略上、全局上推进改革的。邓小平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同上，第116页）这就是他进一步指出的，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在1986年有关谈话中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同上，第176页）

　　邓小平给政治体制改革设置的目标，就是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极为复杂、极为繁难，需要较长时期实现的事情，但他提出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已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斯大林体制划清了界限。

　　邓小平还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如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他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文化体制改革”，但他讲到要清除行政管理中的“封建主义残余”时，曾提出应根除“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同上，第334页）；在这里，他实际上是把“文化体制改革”包括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中讲的，用他当时的提法就是，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同上，第202页），在这里，不是指各个具体文化艺术门类的局部改革，即“小文化体制改革”，而是指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大文化体制改革”，即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或者说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对其管理体制的改革。

编辑：姜帅 责任编辑：何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