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0年与后30年:破解“中国奇迹”

　　两个“30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近60年，改革开放把这60年分为几乎相等的两半：前30年和后30年。

    前30年我们在干些什么呢？在前30年中，我们关起门来搞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无限地夸大阶级矛盾；我们根据书本和前苏联的示范，认定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把我们导入误区，严重地妨碍了我们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我们知之不多，偏见不浅，只看到西方国家的黑暗面，而对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它在现代文明中的变化发展，都不甚了了。可以说,在这个年代里,我国的经济实际成了“运动经济”、“命令经济”，把国民经济几乎搞到崩溃的边沿。

    尤其是“文革”时期, 政治运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经济学常识有一个“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原理，“正面效应”意思是说,在社会运动、改革或变革过程中，社会在受益，人民在受益，只是受益多少有所不同。“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是一个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全“负面效应”。在那个年代里，除了“四人帮”等几个极权人物外，几乎所有人都受损和遭殃，社会在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中被弄得满目疮痍。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文革”再搞下去,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的10年“文革”中拯救出来。这是一个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的伟大创举，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意义不亚于一场伟大的革命。

    “奇迹”是什么？又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奇迹”是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其过程可分前后两个时期或阶段：一个是从1978年至1992年；另一个是从1992年到现在。

    中国的改革进程，通常都说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其实，改革从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不叫“改革”，而叫“整顿”，后因“四人帮”的干扰而中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改革开放以党的决议形式定了下来。

    此后，废弃了“人民公社”，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解放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即厂长负责制代替党委负责制；强化科学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因而工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但是，“乔厂长”的寿命很短,很快出现了局限性，加上这时在苏联以及东欧的一些计划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也都开始出现了计划经济的“末世”，计划经济不灵了,市场经济明里或暗里都在发展。在这种国内和国际因素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很快在我国农村和城市以及工业等领域发酵、传导和推进,市场交换在扩大，大力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

    1984年以后，我国工业在国有经济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机制，实行“政企分开”。相继在财政分配上实行“利改税”改革、在投资上实行的“拨改贷”改革、在流通上实行“双轨制”改革、在经营上实行“承包制”改革，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出现第二次高潮：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乡镇企业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突破了由“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限制，“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城乡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此时的乡镇企业仍未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的“官倒”的产生，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受到责疑,从而导致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