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后，孙孚凌从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并没有退出人们关注的眼光。这位当年的“老工商”、“老政协”，卸任后依然在认真地走访、调研、建言……

    “要强调讲真话，听真话”

    1949年3月，进城不久的人民解放军军管会一连召开了几次北平市各界代表座谈会。已经接掌了福兴面粉厂的孙孚凌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这些会议。他清楚地记得，参加会议的还有彭真、叶剑英、聂荣臻、吴晗、雷洁琼、刘仁、崔月犁、钱端升等四五十人。孙孚凌回忆道：“各界代表座谈会就是政协的前身。那时，我们的会议常常开到夜里一两点钟，讨论如何管理城市、治理北京的方方面面的问题。4月21日夜里12点多，就在座谈会上，彭真同志向大家宣布，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那一次，会议一直延续到午夜两点。”

    他更清楚地记得，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在天安门城楼下参加开国大典观礼时，听到城楼上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之周总理发出了朗朗笑声。

    建国初期，在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增加生产、搞好群众生活时，有来自企业的代表说：“解放了，太高兴了，赔钱我们也干！”不到30岁的孙孚凌却实话实说：“少赚可以，赔钱不现实。你有多少钱可以赔的？赔光了企业，你的工人怎么办？”一席话说得彭真连连点头。

    孙孚凌在政协会议上向来讲实话。1980年10月，孙孚凌作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在市政协五届十八次常委扩大会上发言，对当时北京市的工作提出尖锐批评：“北京市1979年粮食减产两亿斤，市里讲减产的原因是气候不好，工作上也有问题。到底什么是主要原因没有讲清。同样的气候条件，为什么北京市四周的天津、河北都增产，而北京却减产了呢？还有房屋问题解决得很慢，很多人需要的房屋没有解决。现在一谈房屋就说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共盖了多少平方米，但是房屋如何分配从来没有谈，光知道市里有一个落实房屋政策领导小组，如何落实我们不知道……”

    2003年春节期间，当选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到孙老府上拜访。当着新一代中央领导的面，孙孚凌语重心长地直言：“统一战线是投入最小，效益最大的事业。要大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要强调讲真话，听真话。”

    他的发展非公经济的建议，在新宪法中得到体现

    转过一片竹林，再转过一片竹林，眼前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浙江省绍兴县平水镇同康村一望无际的竹林，如同一幅独特的风景画。这里就是工矿泰斗孙越崎、文学家孙席珍、著名政治活动家孙孚凌的故里，而孙越崎先生为孙孚凌的伯父。

    从1949年下半年起，孙孚凌就与工商联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任全国工商联第一、二、三届执委会副秘书长，四届执委会常委，五届、六届执委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七届、八届执委会名誉副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工商联的一个老兵。

    作为全国和北京市工商联的创始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孙孚凌始终关心、关注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温州是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端地，也是不断引起争议的地方。至90年代中期，温州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4万家股份合作企业成为温州经济的骨干力量。1996年底，孙孚凌带着问题赴温州考察，不断走访，亲自撰写调查报告，充分肯定温州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1997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五次全体会议上，孙孚凌作了大会发言。他在发言中明确指出，“温州的成就和经验证明，温州走出的路子总体上说是成功的，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是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他在发言中还提出：“无论从温州看，还是从全国看，非公有制经济近些年来一直呈现发展势头，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上看，从企业规模、内部管理、经营者素质和其代表人士爱国守法、立志报国、进取向上的精神面貌上看，总的说发展是健康的。”他明确提出建议：“要完善有关法律，从立法、司法解释和执法等各方面，使非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享有同样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帮助非公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应一视同仁。”这是首次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全面提出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经过全国人大组织法律专家、学者科学论证，时隔5年后，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孙孚凌的建议在新宪法中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