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飘泊，乔冠华于1938年初回到祖国。在香港稍事休息后，便来到广州。金岳霖教授写信给乔冠华，希望他去西南联大执教。但是，乔冠华抗战心切，他谢绝了金先生的好意，毅然去广州投笔从戎。
　　从此，中国文坛少了一位博览群书的教授，多了一位日后在国际舞台叱咤风云的不可多得的外交家！

　　担任《时事晚报》主笔
    1938年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赵玉军找乔冠华谈话，他说：“余汉谋想到香港去办一份晚报。他派他的一个亲信去主持这个工作，同时也同意派你去参加这个工作。”
    因为广州已经陷落，广东与海外的联系已经完全切断，所以余汉谋他们感到有必要在香港建立自己的一个据点，以便于沟通广东和各方面华侨的联系，并且收集世界各国的军事资料。乔冠华答应了他们的安排，和已内定为报社社长的董范毅以及原在参谋处一起从事收集军事材料的几位同仁，从粤北启程，先到肇庆，再到澳门，最后从澳门渡海到香港。
    乔冠华担纲《时事晚报》的主笔，分工社论，每一天的社论都是他来写。当时正是风云际会之时，故乔冠华撰写社论就不可避免地要多谈国际问题，也正是这些出手不凡的国际述评，使崭露头角的乔冠华风靡香港，赢得人们的称叹，从而奠定他国际问题专家兼政论家的地位。
    乔冠华清楚地记得：“《时事晚报》从1938年春天创刊出版，当时举世瞩目的西班牙战争正在进行。在我们的报纸开办不久，马德里就失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在第一版，就是《马德里的陷落》。我是带着感情写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的出现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反响。就这样，以《马德里的陷落》，一直写到同年的9月份德国军队占领华沙，英国、法国分别向德国宣战，二次大战开始。大概半年时间，我写的评论，大多是国际评论，还有一些是国内军事情况的。这些评论，因为在读者中的反响比较好，当时《时事晚报》的梁路晨同志觉得我写的评论，登一下就完了，太可惜，就建议我办一个通讯社，把写的文章，用笔名的办法发往世界各地，扩大我们的影响。我说可以呀!没有坏处嘛!但我们是余汉谋属下的报纸，不能用原名发稿，必须用笔名发稿。那么就用乔木吧，他信口提出来，我随便就答应了。这样，在我写社论不久，我的社论差不多每出一篇，就都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南洋各地华侨报纸发稿。当时的华侨报纸主要是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我用乔木的笔名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等到解放以后，我到这些国家访问，特别是去印尼访问的时候，我碰到不少青年，他们告诉我，在抗战的时候读过我的文章。”

　　成立第一家民间新闻社
　　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一楼的临街房。开着一家并不起眼的商铺，门面招牌写着四个大字：“粤华公司”。
    这期间，乔冠华常来该店二楼“谈生意”。这个“粤华公司”就是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机关所在地。廖承志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也在其中，他是位中共老党员，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交友甚广，在华侨中有许多朋友。在广州时，乔冠华就结识了他们。一方面，乔冠华及时向他们汇报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告诉乔冠华一些关于时局的看法。乔冠华认为这些指导性意见，对他的写作很有帮助。
    后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廖承志批准他成立中国新闻社，由国民党余汉谋部资助，由乔冠华担任社长。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很快批复了这个建议，于是，第一个民间新闻社在香港成立。他们的文稿，传遍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乃至美国和加拿大的上空也不时有“乔木”的名字。
    为了收集多种资料，乔冠华几乎跑遍了香港书报摊。有一家名叫“利全记”的书报社，他去得最多。他在书店里存放了一些款子，随时到那里去，看到有自己喜欢的书刊报纸就拿走，不用付现款，在账上扣除就是了。在老板的印象中，乔冠华是买书刊报纸最多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