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珍爱亲情，有情有义

　　人总有三亲六故，周恩来也同样有自己的亲眷。但是周恩来从小就厌恶那种家业兴隆时，宾客如云，趋之若鹜；家道衰落时，则惟恐避之而不及的势利小人。无论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当了共和国的总理后，他都始终如一地珍爱亲情，有情有义。

　　周恩来一生热爱父母，对养育之恩看得极重，时常因为革命需要不能多尽人子之孝而自责。但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才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大孝之人。周恩来12岁即远离家乡，自此与父母聚少离多。1942年7月中旬，父亲周绍纲突然中风，送医院抢救无效在重庆病逝，周恩来闻讯后，在父亲的灵堂前失声恸哭，悲痛之极竟昏倒在地，令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在敌人面前无比刚强的周恩来，面对亲人又是无限的情深，他坚持拖着刚动完手术的病体为父亲守灵，没有人能劝他休息，没有人能劝他离开，一直守到起灵。周恩来的3位母亲，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和乳母蒋江氏，都对他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却均逝世较早，对她们，周恩来都深怀孝敬之心和怀念之情。所以，当他为了抗战、为了中华民族的大局奔忙而不能去为母亲祭扫坟墓时，他总觉得对不起他的母亲。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招待会上，他沉痛地对记者说道：“38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这是怎样的赤子之心！

　　周恩来对长辈的尊敬之情，一直被亲友传为佳话。1939年3月，他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前往浙江西部视察工作，顺路回老家绍兴省亲。有一天，他的姑父王子亲先生来访，周恩来恭恭敬敬地请王先生进入室内，并将他推至上座，自己完全以一个晚辈的身份接待，丝毫没有“政府要员”的架子。后来，周恩来见到周氏族长周希农老先生时，立刻恭敬地向周老先生三鞠躬，然后，推老先生坐在首位，自己坐在下位，恭听周老先生介绍绍兴周氏族中的一些情况。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与兄弟们都手足情深。1950年8月25日，与周恩来童年一起长大的表哥万叙生来访，两人从童年一直谈到今天，表哥讲了自己坎坷的一生，觉得自己为生计所迫受尽了煎熬，现在解放了，打算过个安闲的晚年。但周恩来劝他：“现在干工作，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人民服务。……劳动光荣啊！按你的年龄，还可以为人民干十五年！”“凡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计较职位，不计较报酬，这就叫为人民服务。”但对于表哥的实际困难，他拿出60元钱和一些衣服以示救助。万叙生回到扬州，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通过努力工作得到了群众的信赖，先后被选为居委会主任、人民法院陪审员、银行协助储蓄员、税务所税务员等，干出了很多为人称道的实绩。

　　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子女，但对亲属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十分疼爱，视如己出，但要求极严。他曾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人会上发出“盛世危言”的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在内的407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待。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而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对于干部子女，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周恩来的侄儿周荣庆，在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制度时，就从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总理说：“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荣庆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周荣庆很听总理的话，在农村积极劳动，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还在农村成了家。周恩来称赞说：“这很好嘛！劳动之家光荣！”

　　二、慎待亲情，不循私情

　　周恩来重亲情却从不为亲人谋私，重情义却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他十分痛恨那种“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因此，执政后，作为总理，他首先对自己情深意笃、患难与共的妻子高标准严要求，从不以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代替严肃的政治关系。新中国诞生后，一大批巾帼女杰走上了各种领导岗位，论才华、威望、资历，邓颖超在政府里任一个部长谁也不会有疑义。但周恩来却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55年确定工资级别时，中央批准邓颖超为五级，但周恩来却把她压为六级。1974年，毛泽东批准邓颖超任人大副委员长，但周恩来却又把批示压了下来。总理的想法和做法，得到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邓大姐知道总理这样考虑问题是对党的事业负责，是在慎重地对待人民赋予他手中神圣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