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已经在深圳打工10年的张全收有点积蓄后，跟人一起办了个加工厂。他一边为自己工厂招人，一边也把多余的人“借”到缺工人的厂里。由此，他发现了巨大商机。

    后来，张全收的加工厂倒闭了，他就继续招人，专门从事“卖人”了。一开始，生意并不好。但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后，张全收就不慌了。

    “如果你没有工人了，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一个企业负责人说。在“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量农民工廉价劳动力构成主要竞争力。从高科技的苹果牌电脑到普通的牛仔裤，他们支撑着世界上的消费生活。从这点看，张全收以其 “有形之手”指挥着众多农民工由盲目流动转向有序流动，干的是不简单的活。

    漂移社会的温情

    几乎每一名工人都有张全收的手机号，员工受到别人欺负，觉得心理不平，尽管直接打他的手机。张全收认为：“员工的事就是老板的事。我会给员工作主。”

   
    著名“三农”学者于建嵘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对张全收和他手下的农民工作了大量调研，他把这群体称作“漂移的社会”。

    这些“漂移的社会”散布在珠三角各个城市。事实上，随着产业专业，深圳的生意占全顺的份额越来越小，惠州、河源等地的生意多了起来。

    在深圳平湖区的一个玩具厂，记者见到了这些穿着统一蓝色衣服的全顺农民工。这里的产品——标价1.45欧元的纸袋，即将在欧洲某国的圣诞节度过闪亮的时刻，但此刻它们还只在中国工人忙碌的手中被摆弄着。

    工人们吃厂里的住厂里的，开饭两种菜式搭配任选，加班全顺公司送馒头吃。十几个人住一间房，简陋，但还算干净，有细心的工人在床上插点花，当装饰。

    周敏是河南人，女，40多岁，女儿是哑巴。她对记者说，这么大年纪打工不好找，女儿更难找工。现在在全顺挺好，两个人都有工作，还能互相照顾。

    张全收逗了逗周敏的女儿，像个家长。他到了厂里总俯下身子跟这个工人说说话，跟那个工人开开玩笑。

    “像个家庭”，这是记者采访很多全顺农民工的感受。此前，记者阅读了网络上的一些“全顺黑幕”，所以做了有意识的询问。这种温情也是于建嵘对工人访谈调查结果的主调，访谈材料结集起来16开本180页，扎实。

    24岁的白光平说：“我们老板像亲人一样。”19岁的张永飞说：“老板对员工就像父亲一样，老板能为我们做主。”

    于建嵘问23岁的李霞辉：“假如他(张全收)不好了怎么办？”

    “他没有待我们不好的时候。”

    “假如不好？”

    “没有不好的时候，有病的时候他带我们去看病，没有钱他代我们出。”

    “假如他对你不好怎么办？”

    “我们相处得挺好的，他不会对我们不好的。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于建嵘这种“不怀好意的逼问”，源于研究的严谨和警惕，也有外界质疑的因素。他说，访谈调查都是随机的，绝大多数没有张全收在场，有时候到了一个厂拉几个工人到路边就问。几个月下来只有一个人说了张全收的“坏话”，调查组的一个成员还为此兴奋不已。

    “反正在我的心目中他不是那样的(坏)人。”22岁的吴丽娜说。

把农民工组织起来

“要是我们的员工不能得到公平对待，我们就撤回所有工人。由于我们的有规模、有组织，资方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条件。”

这种温情也体现在张全收的管理思想上。

一个农民工管1.3万人不容易，一个农民工管1.3万个农民工更不容易。他们被认为是涣散的一群，带着巨大的欲望涌向城市，制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却也隐藏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城市对农民工又爱又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