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张全收有他的方法。

工人对工资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发到他们手上，一是每个月发两三百元的零花钱，剩下的全寄回家。绝大多数的人选了第二种，公司也鼓励这样。

“这些年轻人出来打工，手里有了钱，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三天就花完了，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没钱花也要去借，这样事情就多了。”张全收说，把钱寄回家，家里父母高兴，积攒一个未来盖房子、过好日子的盼头，最重要的是手中钱少，压制了年轻农民工的欲望，人变得“老实”多了。

采访中，工厂自有的员工对全顺员工都评价不错。记者也发现，全顺的农民工都挺朴素老实，几乎没有染黄头发、穿着花哨的，一大群人吃饭，也不见打闹。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群没有或者较少城市化的农民工，因此也少了城市化粗暴过程的痕迹。

张全收鼓励工人好好干，一年给家里攒一万。干得久点的很多农民工家里都盖起楼房了，年纪大点的人觉得自己老了都会有着落，年轻的人觉得这是一种保护。“我现在小，这社会很乱，我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有人帮我管着(钱)。”18岁的李云杰说。

有人说这种方式是克扣工资。记者通过调查和暗访不同的全顺员工发现，员工的工资均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高的可拿到3500块钱，一点不比所在工厂其他工人工资低。

“你说我克扣农民工工资，你克扣试试！”张全收认为，“现在的人都不傻，我克扣他们工资他们早走了，我又不能限制大家的自由。”这是张全收惯用的证明逻辑，1.3万人跟着他干，就证明了很多东西。

张全收的那一套不单单是土方法。

张全收公司分四级；张全收、副总、各厂主管和小组长。于建嵘问工人：“全顺对你们不好，欺负你们怎么办？”工人说报告给主管，主管欺负了怎么办？报告给副总，副总欺负了怎么办？就找张全收。每个工人都有张全收的电话，全顺规定，主管一定要告诉工人这个电话。

“那张全欺负了你们怎么办？”工人回答大多是不可能的，张全收讲道理，不可能卷款跑掉。“他做的不对，我就上劳动局告他。”20岁的女工陈杰说。

主管和小组长的产生也有一套民主制度。

一个厂要进行民主表决，主管或小组长站着背对员工，张全收拿着扩音器站在凳上喊，赞同这个小组长的举手，然后就数数有多少人举手。这种表决将决定组长和主管们的命运：停职检查、涨工资或维持不变。

记者问张全收，给他个县长他当不当得了，他笑着说没问题。确实，在如此堪称严密的组织下，“万人大军”的全顺公司是有极大的“战斗力”的。

“如果发现有工厂苛刻地对待全顺员工，我们便出面交涉。若全顺员工和所在厂工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就要求双方管理人员协商解决或者提交派出所来解决。”张全收说，“要是我们的员工不能得到公平对待，我们就撤回所有工人。由于我们有规模、有组织，资方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条件。”

张全收说他不跟别人打架了，跟他们讲道理。但是对着1.3万人，别人也不敢跟他打架，只能跟他讲道理。有了这种震慑力，全顺具备了极高的谈判能力。

引人注意的是，有了这种依仗，全顺的农民工并没有变得横蛮。问他们跟工厂的人有矛盾了怎么办，39岁的赵汉生说要去“沟通”，不能打架；36岁的张东亮是一个主管，他对下属说，人家打你你就跑，跑来找主管，主管去跟他们讲道理，讲大道理。全顺的强大让他们有了“稳胜”的信心，反而讲道理了。

上万农民工在张全收设计的路子上温良地劳动着。有论者认为，张全收干的这些俨然就是工会的事，只不过是把这种工会的功能从各个工厂抽取出来，将之企业化。

也有论者认为，当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披上过多的道德外衣的时候，由此引发道德质疑也就在所难免。

谁是靠山

“我为什么想找温总理，我就想问问总理，我给一万多名农民工一个温暖的家，我有错吗，谁来保护我，谁来做我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