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深圳平湖起码有四五十个人想走我这条路，但一般都只有几十个人的规模，小打小闹，没有形成气候。”张全收说。

东莞还出现了冒名的全顺公司。

让张全收睡不着的还有人们对他的质疑，这种质疑使万分注重名誉的张全收很容易被人敲诈、勒索。

“张全收，不要再伪装，山西的窑主只害了400人，你害的人上万，该罪当剐，你用榨取员工的血汗钱搞捐款，再买通媒体包装，名利全收。”

“下周我们建议向深圳市政府，组成严格调查组进驻你公司……”

张全收向记者展示了许多这样的讹诈手机短信息，并当着记者的面给行骗者打电话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你肥了，就会有人来宰你。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使企业、民工双方得利，可以减少民工群体维权事件的发生，却受到这些人的敲诈。”

张全收十三四岁就在瓦砖厂打工，卖过冰棍、蒸过馒头、开过小客车，打过架，撞过人，被关过，也“找人”帮忙过。后来1992年到了深圳，因为混得多，什么人都能搞得定，开饭馆，办车站，到了今天终于混出来了。

所以于建嵘说：“勒索可能并不是张全收最害怕的”，张最害怕的还是制度和执法环境，他最担心哪一天“突然没了”，他“没了”，全顺公司也“没了”！

“这一万多农民工可咋办？”张全收很喜欢不停地问这个问题。

张全收有点疲倦地对记者说，他不知道公司要做到多大，他现在也在做别的生意，购置厂房来出租。厂房是不动产，比起“漂移的社会”，更实在。

于建嵘对全顺公司的基本性质判断就是“劳务租赁”，而这正是即将实行的《劳动合同法》要强力规范的地方。权威部门分析，随着《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此类公司必将全面洗牌。

《劳动合同法》明确劳务派遣单位为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该法还对此类公司的注册资金等方面设置了门槛，同时对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

摆在张全收面前是，在中国大量企业都没有严格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给工人以合理、合法待遇的情况下，如果他完全按照此法行事，恐怕在经营上会难以为继。

“多数企业不可能按照《劳动合同法》来雇用农民工。就像在菜市场卖肉，市场价一块钱，你卖一块二，就没人买；卖八毛，很快就抢光了。如果市场工价是1000块，我们的工资你发到800块，人家也不会跟着你来干了，若按照法律要求发到1200块，企业就不跟我们干。”

不过，他还是认为“只要别的公司能做到，全顺也一定能做到。因为全顺是这个行业的老大，没理由搞不好。”

“我希望能够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在明年的两会上见到温总理，我见了温总理，我会激动得掉眼泪，我会问总理，我们是一个农民工，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的孩子，现在带动了一万多个农民工，我能不能当他的带头人，这个事我能不能去做？我能去做，谁来给我一个许可，谁来叫我去做？”

“到时候，我还会在身上挂满奖章。”张全收说。 (感谢南方农村报对本次报道提供的支持)

权威访谈：假如张全收不是好人

于建嵘谈超越现行制度运行的全顺模式

于建嵘 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他曾经花费半年时间，先后五次来到全顺公司考察，他一共访问了200多个农民工，写下了7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他以一个著名学者的身份保证，农民工对张全收普遍认同。

记者：你对全顺公司作了长时间细致的调研，最直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于建嵘：张全收做这么事情，起码讲，他得到了农民工的普遍认同。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别人说张好与不好没有意义，关键在农民工怎么说。

张全收最早的冲动肯定是赚钱，但他赚钱不是靠克扣工人，他赚钱主要体现在工资谈判能力上，他以组织的形式与工厂谈判往往能争取主动。

而对社会也是有利的，虽然有人批评他说，你手头上有这么多人，你们要是闹事怎么办？事实上他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他根本不敢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