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你认为全顺模式的意义何在？

于建嵘：首先是用“劳务租赁”的模式解决农民工短缺的难题，这一点对于一直在闹民工荒的珠三角尤其有意义。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创新，但这种模式目前非常适合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需要。

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则在于，张全收采取“保全模式”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首先在于，全顺公司与所有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对农民工权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次，全顺公司与用工企业签订了包括农民工工资待遇、生活标准、人身安全等十几项内容的协议。

与用工企业签订合同的过程，实际上是全顺公司代表农民工与用工企业进行集体谈判，可以为农民工在工资和劳动保护方面争取到更为优厚的待遇。

这方面可以全顺公司起到了一种类似工会的作用。这一点目前政府没有做到，而张全收做到了。如果说全顺是异化的工会，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满足工人们的利益诉求。

记者：这个模式又有什么问题？

于建嵘：其实，这个模式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张是一个好人，假如张不是一个好人，他卷钱跑了怎么办，他克扣员工的工资怎么办？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个模式与新的劳动合同法接轨的问题，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劳务租赁的形式来规避法律的风险，而对于全顺公司来说，他不得不承担这个责任。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模式的复制性问题，对于张来说这是模式利益和道德共存，为什么别人做不好？这一点就是因为他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记者：全顺模式的未来在哪里？

于建嵘：我只能说目前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四五年之内应该没有问题，以后怎么样我也不好说。他现在是超越制度在运行，他不知道他的行为底线在哪里，因此目前对他是很难有评判标准的。

我唯一能肯定的是，他通过这个组织给了农民工一个目前政府还没有给他的一个保护和温暖。但我们也很担心，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我们不知道农民工的命运，不知道张全收这艘船能把这些人带到什么地方。

你别看张身上挂满奖章，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所以他讲这些时痛哭流涕。他现在是给一万多人遮风挡雨，实际上他本人是很脆弱的。所以他要见温总理。他想问总理“我做个事情怎么这么难！”

这一点上，他特别像改革开放初期的私营经济者，前进得很彷徨，很怕。

我们之所以给张全收颁发特别奖，并不在于肯定一个好人，而在于向社会呼吁，对农民工的保护一定要让农民工得到制度性的、国家权利支撑的保护伞。

张的模式对工会也是一个挑战，不给工人带来利益，工人就会抛弃工会。

记者：你刚才谈到张挂奖章的事，你又如何看？

于建嵘：你想想，他是一个从小就在外面讨生活的“资深”农民工，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迫切需要这个社会的认可。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有个几千万的资产了，但他还要面临生存的压力，他需要认可。他的危机感和认同感使他作出在一般人看来是荒诞的事情。

一个将军可以把勋章戴起来，一个农民为什么就不能？

责任编辑：何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