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反差强烈的数字，引人深思。全国性的统计数据，却将数量庞大的农民剔除在外，这样的统计方式，虽然使人难以理喻，但在时下的统计实践中却远非“失业率”所独有：比如，统计部门每年都要公布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其实“在岗”的农民工就同样是“不算数”的；再如，此前引起广泛争论的死亡赔偿“同命不同价”现象，就是因为在计算死亡赔偿标准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是“另当别论”的。而这方面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国家统计局官员日前在谈到我国贫富悬殊问题时所说的，“应该正确认识基尼系数，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目前分别来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统计都低于０．４”。

　　无疑，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巨大的差距，是我们应当承认的“国情”。但是承认这样的差距，不等于就应该强化、乃至放任这样的差距。毕竟，农民也是国家的公民，而且是数量最庞大的公民。既然是公民，就必须遵循“法律(统计)面前必须人人平等”的权利原则。否则，公民之“公”就难以名副其实了。更重要的是，正视并尽可能地去消弭这种公民权利处境的差距，实乃国家责任所系——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不久前《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以“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为核心的“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则”。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依然将农民的失业不算作失业，强调基于城乡差距的“国情折扣”，显然是并不适宜的。因为这样的“国情折扣”，实际上无形中构成了对农民生活权益、人生处境本身的“折扣”和漠视，除了为表面的政绩数字增色外，实在别无用处。

　　当然，仅仅统计计量上的“一视同仁”，只是一个技术方法问题，并不意味着农民等弱势群体境遇的实际改善。但通过这样的“一视同仁”，至少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真实、完整的国情数据。而有了真实的数字基础和认识态度，无疑更有助于我们直面而不是回避现实国情，并增强努力去改进、解决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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