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曹操时认为，战胜袁绍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成功，而曹操能够成功，又因为他精于谋略和善于用人。可见，用人之道是曹操成功之道的核心内容。

名至实归，更重实际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也很清楚自己的分量。他知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有人帮忙。他也知道，自己的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他不是袁绍，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不是孙权，有一份现成的基业；他甚至不如刘备，有一张可以炫耀的“名片”。他的政治资本是最少的，因此需要大批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名门贵族的合作，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的也要，总之是多多益善。曹操甚至不要求他们真有作用，能装点门面也行；也不要求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自己，只要不公开作对就好。所以曹操迎奉天子迁都许县以后，就网罗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孔融之流。这些人当然不是来帮助曹操的。他们的说法是来为国家和皇帝效劳，但在曹操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为皇帝效劳和为曹操效劳又有多少区别?至少，曹操这边也显得人才济济。不过曹操更欣赏的还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曹操这个人是很有些平民意识和务实精神的。他有一句名言：“不得务虚名而处实祸。”他并不看重虚名。
　　曹操甚至在婚姻问题上都是这个态度。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娼家。这在当时就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贱了。然而卞夫人出身虽差，人品却非常好，为人处世也很低调。《三国志•后妃传》说，曹丕立为太子后，身边的人开玩笑要卞夫人请客。卞夫人说：“我没把孩子教坏，就心满意足了。”裴松之注引《魏书》说，曹操让她从缴获的珍宝中挑一两件首饰，她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她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挑中等的。这话实在，曹操也大为赞赏。实际上，曹操在和丁夫人离异后，不顾门当户对的世俗观念，立卞氏为妻，恐怕就是因为务实。的确，卞氏虽然出身卑贱，却兼备德才，那又为什么要另娶名门呢?

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曹操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不像袁绍那样“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或者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必廉士而后可用”。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他平治天下的人。为此，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后3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曹操说：“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因此只能讲能干不能干，不能吹毛求疵，讲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质无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么齐桓公又何以能够成就霸业?高皇帝又怎么能够创立大汉？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有不好的名声(污辱之名)，被人耻笑的行为(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请大家推荐。我一定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举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也牵涉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那就是德与才的关系。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德才兼备。但是，当德与才不能兼备时，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呢?传统的做法是取德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后才，曹操却明确提出唯才是举。所谓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
　　其实，曹操这样说，并非不要德。但曹操绝不是唯道德论者。他并不认为道德是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甚至不认为是第一标准。德才兼备当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时期，天下大治，没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个是一个。然而此刻却是非常时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必须重奖有功，重用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