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影响农民消费行为习惯。加快城市化步伐，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城市化不仅因农民进城后融入城市生活，增加城市人口而提升高收入人口比重，同时也“在减少农民中富裕农民”，逐步使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与总需求水平相适应。近5年来，我市县城和小城镇建设总投资100亿元左右，每年新增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10万人左右。据测算，我市小城镇建设年均拉动地方经济1个百分点以上，与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效应。随着城镇范围扩大和农民进城定居、务工人群的增加，长沙城市化水平已达53%，进入加速发展期，并带来农民消费习惯的改变，既注重实物消费又注重精神文化消费，既注重生存消费更注重发展消费，农村消费习惯正逐步向城市居民靠拢。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肉及制品37.13公斤、水产品11.56公斤、蛋类8.8公斤，分别比2000年增长56%、48%、43%，已经达到城市居民2000年水平。随着收入的稳步增长和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农民一改过去买得起家电而用不起电的状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用电器正成为农村居民生活要素的重要内容而逐步走进寻常百姓之家。2005年末，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洗衣机77台、电冰箱33台、彩电97台，空调20台，年均分别增长11 %、11%、137%、23%。一些更为高档的热水器、空调等耐用消费品正在成为收入水平较高农户的消费热点。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空调4台，生活用汽车开始进入富裕农民家，广大农民正在实现像城里人一样享受生活的愿望，生活方式进一步趋向城市化。
二、农村消费增长仍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当前，我市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出现了改善趋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农村消费呈恢复性增长，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但是，必须清楚的看到，农民增收是一个尚未真正突破的课题，农村消费市场从根本上激活尚待时日。制约我市农村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制约。收入水平是影响并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只有收入的提高才能带来消费的持续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影响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只有足够的居民收入，才能有足够的消费，而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直接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提高，也间接影响了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市改革开放到2000年的22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达15%，而“十五”期间长沙农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10.39%，因此，近5年农民收入增速较慢。虽然今年农民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的增加，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就业岗位和务工收入的减少等因素将直接影响农民增收。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434元，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35元，仅为城市居民的38%。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比由1978年的1:2.57扩大到2005年的1:3.2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导致农民购买力不足，2005年长沙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431%。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农村居民内部的差距也在扩大，据1000户农户收入结构调查统计看，我市42.7%的农户收入高于全市水平，仍有57.3%的农户收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且有16%的农户属于贫困户。
农村体制改革滞后的制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国家政策尤其是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城市倾斜，导致农村投资不足，使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是抑制农村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目前占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23%的义务教育经费，仅享有25%的公共卫生资源；占全市人口66.4%的四县（市）的卫生技术人员和床位数分别只占全市的21.31%和17.42%。农村文化事业落后，农民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改革缓慢，使得农民不得不为年老、疾病、子女教育及其它一些突发性事件而储备资金，制约其消费增长。虽然近年来市级财政从2003年起每年新增的社会事业经费70%用于农村，率先在中西部地区全面实行农村低保制度，切实保障了17万农村“三无”人员和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初步构建了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但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仍然比较薄弱，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标准偏低，2005年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为农业人口的5.5%。农村体制改革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即期消费，使人口占绝大比重的农民消费需求难以扩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