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六届六中全会，分别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个重大历史课题。这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立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和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两者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都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建设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概念。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价值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实践彰显了“农村问题仍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用法律形式转化为国家意志。从把“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首位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到“两个趋向”论断，再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体现出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力度不断增强，同时也彰显农村问题仍是我国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农耕文明和发展极不均衡的二元经济使得“三农”问题对于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中国现实社会的基本关系，能否协调和处理好，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战略选择。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要更上一层楼，“三农”问题不可逾越。20世纪3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因循马列经典理论和苏联的经验以城市为中心推进，而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农村革命为中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下决心依靠工农联盟掌握农村和农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和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也发轫于农村。随后农村改革迅速全面推进，一时农村生机勃勃、农民积极性高涨、生活改善迅速、农业欣欣向荣，那段时间也被公认为农村发展最好的时期。农村的成功改革为随后进行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中国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成就也得益于当初选择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路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两次关键时刻，从农村着手、以农村为中心的战略选择都是正确的、至关重要的，也为其后农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和全局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工农业都有了相当发展，总体已进入小康社会，但是“三农”问题成为短板，农村人口仍占近60%，农民、农业、农村存在诸多问题，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贫富差距有扩大趋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有违以人为本的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和共同富裕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是我们党把“三农”问题放在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而提出的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实践既抓住了当前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又通过迂回方式促进、推动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做出全面部署，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非凡的执政能力，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历史性跨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战略上的新视野。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相提并论，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的概括，也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新的丰富和发展，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奋斗目标的有机统一。它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不是简单的增加，而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这个“四位一体”的布局，反映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谋划更加全面、协调、均衡，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战略上的新视野。二是理论上的新提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有它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就是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揭示了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既传承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和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认为社会主义不但是一个富裕的社会，而且必须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富裕和和谐一个都不能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