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张当时红四方面军北上路线要图，彭飞鹏心头仍旧百感交集。资料图片。

    第一次选择：跟着红军走

    1916年2月，我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小时候，我在私塾先生那里念了3年书，但3年中真正的读书时间仅有6个月。

    那时候，国民党到处宣传，说红军的头儿叫什么苏维埃，喜欢吃小孩，看到老人就要杀掉，因此我们很害怕红军。1933年的6月，土改开始了，红军来到村子里。我们惊奇地发现，红军根本就不是国民党讲的那样，对老百姓、对穷人很好，对孩子很和蔼，对老人很尊重。我们也知道了，“苏维埃”不是一个人，而是政府的名字。

    在我的家乡，地主很多，对老百姓很凶。有一个叫康九五的地主总是剥削村民，我们向红军揭发了他，红军后来制裁了他。红军还帮我们做了很多事，分田、分地、分房子。

    这些都吸引着我们穷人家的孩子想去参加红军，我也是其中一个。17岁那年，我在老家参加了红军。

    第一件武器：红缨枪和马刀

    参军后，我被分到红四方面军第9军25师81团机炮连。我是新兵，没有枪，第一件武器是一把红缨枪和一把马刀。

    一到部队，领导就找我谈话，想让我当班长，可我只想打仗，不想当班长。当班长做什么？我问领导。“当班长就是早上比别的士兵起得早，听到哨声就要喊其他人起床，带他们出早操。”我听了，就想，当就当吧。

    不久以后，营长问我打仗怕不怕？我是来当兵的，不打仗干什么？我说不怕。于是，营长给我换了岗位，让我给保卫主任当保卫员。这时候，我终于有了第一把枪——一把短枪。

    第一场战斗：刘大爷救了我

    1933年10月，也就是我参军两个月之后，我遇到了参军以来的第一场战争。在四川阆中县，我们与当地由地主武装力量组成的“回乡团”发生激战。当时，我们正专心地与前方的敌人交战，没想到，几个敌人从后面包抄到我们的身后，突然，我只听得背后有呼呼的声响，猛地把脑袋一偏，一把刀砍在我的肩膀上，肩膀脱臼不能动了。幸好，那是一把木刀，如果是铁刀，我肯定没命了。我转过头来，开枪砰地一声打中敌人，他应声倒下。

    在撤退时，我在奔跑中突然感到背后有人推了一把，接着便失去了知觉，躺到了地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茅草房里，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大爷在照顾我。我这才知道，是这个名叫刘芝林的老大爷把我背回了家，并用自己采的中草药为我治疗。我醒来后，他把我的手猛地一拉，脱臼的手便好了。敷上的草药非常痛，药效却很好。晚上，救了我一命的刘大爷把我送回了部队。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匆忙路过阆中，打完仗后又离开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救我命的刘大爷，和他失去了联系。

    第一次记功：活捉敌人团长

    1934年，部队退到了四川巴中县曾口乡，我受伤后，肩膀发炎了，在医院休息了几个月。出院后，我被分配到了红四方面军第4军12师34团，离开了原先的第9军。

    这时候，我的武器也由原先的短枪换成了长枪，还配有两个手榴弹，不再用马刀了，装备齐全，我成了真正的军人。

    当时，我们驻扎在四川和陕西交界的米仓山。山下的陕西镇巴县里有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人员，经常到苏区来抢夺粮食，抓猪，抓人，我们在山上的任务就是阻止他们过来。1935年，我们34团1营接到命令，下山攻打敌人。

    我们守在桥头，使用“空城计”，先放敌人过来，等他们全部过桥，正准备抢夺老百姓粮食时，我们听到指挥员的枪响，一拥而上，猛攻敌人，打得敌人从桥上节节败退。我看到敌人的团长正准备逃跑，就拼命朝他扔手榴弹，他吓得掉进了河里，我跳下河，活捉了敌团长，后来还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