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长征过程中统战的实践和尝试，推动了党在统一战线策略上的转变。1934年秋，党与陈济棠粤军的谈判，虽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但这是党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对党抛弃禁锢党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的“左”倾路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长征途中，党有意识地进行了上层统一战线的尝试。这些尝试，推动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特别是在上层统一战线策略上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张闻天著文总结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前面所说的策略”而遭受失败的教训，告诫全党：“党同样应该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必须寻找每一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动摇的、暂时的、不可靠的，大胆推动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

　　党在长征过程中的探索、实践和总结，对党的方针、任务的规定及策略的初步变更，为党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党内形成新风尚

　　第一，树立了党内民主的新风气。遵义会议前，临时中央为强制推行“左”倾路线，对凡不积极执行和对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很不正常。这种严重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紧密相关。长征途中，在危难关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为挽救红军、挽救革命，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实际是向党内的不民主挑战，争取实行党内民主。遵义会议就是与错误进行斗争和争取党内民主的一个典范。面对危局，党通过党内民主，更换领导，纠正错误，其意义十分重大。但更深远的意义是，党内从此形成了民主的风气。在其后的长征中，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整个延安时期，以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党内民主一直得到了坚持和发扬。邓小平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这种民主作风的实行和坚持，保障和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

　　第二，恢复和加强了政治局决定党的大政方针的工作机制。长征途中的通道转兵，实际上开始纠正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甚至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等少数人决策的现象。1935年1月1日猴场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的规定，旨在强调和维护政治局的权威和最高决策权。虽然，后来根据战争情况，成立新三人团处理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但由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的原则从此确定。以后，如关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和变更，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行动方针，关于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关于奠基西北的重大行动，关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问题，等等，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抗战全面爆发后，党中央继续延续了这样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这个在长征路上恢复和加强的党的最高决策机制从此一直延续了下来，它对党的事业、中国革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第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党的决策中运用。在长征过程中，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形成，随着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认识的转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党的决策中体现。关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发现预想目的地的环境、条件和敌情不适宜建立根据地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拘泥于已定方案，及时调整、修改计划，从实际情况出发，重新选择、寻找适宜红军生存和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革命的落脚点。经过多次改变，党最后选定陕北为落脚点。这样，粉碎了蒋介石一次次“围歼”的计划，摆脱了一次次的危险，避免了损失；最后建立了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发展的战略基地，形成有利革命发展的战略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