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和国家机关是社会公仆。恩格斯认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因此，无产阶级的国家和国家机关是社会公仆，其基本要求就是要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人民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认为要想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一是要靠人民对国家机关的人拥有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以保证其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使职权；二是要杜绝公务员的特权，使他们在工资等方面与工人享受同样的待遇，以避免他们追求升官发财。

恩格斯对非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如国家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却“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不论是在世袭君主国家，还是在民主共和国都是这样，即使是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家们”也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一样，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或是被一些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的人所操纵，或是被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的人所操纵，从而成为人民难以忍受的桎梏、成为腐败的泥沼，以致“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脱离社会而独立化”。结果是，“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无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时必须以此为鉴。

2．无产阶级国家应“由人民来管理”。恩格斯早在1847年9月《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就指出，“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认为至少“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人们甚至可以对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儿童的教育费用由国家负担等等”。论证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大多数人利益的一致性。

1847年10～11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认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并对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制度进行了设想，认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社会经营，是指由当时社会的人民或人民的大多数来管理。恩格斯接下来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在德国，尽管无产者不像在英国那样已经成为人民的大多数，但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共同构成了人民的大多数，具有共同的利益，因而可以以无产阶级为主，共同管理国家。恩格斯进一步设想，最终废除私有制以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并“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同现在的大工业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就是多余的了”。

在1875年3月1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主张把“人民立法”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要求“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把依法行政作为公务人员的基本要求。在1891年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而且要想保证这个机器正常运转，就必须依靠人民的严格监督。

3．无产阶级国家需要有技术素养的人才。恩格斯认为，仅仅是强调无产阶级国家应“由人民来管理”还是不够的，要实现这一要求，就需要大量的有技术素养的人才。恩格斯在1891年《致奥·倍倍尔》中指出：“为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我们需要有技术素养的人才，而且数量很大……我预计，今后八至十年内，会有足够数量的技术与医务方面的青年专家、律师和教师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以便在党内同志的帮助下把工厂和大地产掌管起来，为民族造福。因此，那时我们取得政权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会进行得比较顺利。”认为如果像法国革命者那样，在没有自己的技术专家的情况下执掌政权，就会出现甚至在一般管理工作中都不得不把一些与直接实践活动有关的职位，交给过去的反动分子担任的局面，随时随地受到他们的欺骗和出卖以及对管理工作的百般干扰和横加阻挠。只有在培养出大批的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情况下，人民管理国家才成为可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才会“像自然过程一样不可抗拒和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壮观的、坚定的发展，沿着它自然形成的轨道继续前进”。在1893年5月《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恩格斯又重申，要掌握政权就需要各类专家：“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再过五年或者十年，这样的人材在我们这里将会超过我们所能使用的数量。”在同年9月《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恩格斯进一步把无产阶级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称作“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认为“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号召大学生努力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成为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管理国家的专门人才：“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

4．共产主义对人才素质的多方面要求。在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方面，恩格斯围绕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对各种类型的人才的素质要求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1)人才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坚定的“信念”、“正直”、“具有勇气和毅力”、“善良的愿望”；勤于“学习”，工作“勤勤恳恳”，有“伟大的目标和团结”，有

“学识”，有实践经验。批评那些对党的事务的发展表示不满的大学生，“他们在工人面前所极力炫耀的‘学识’，还是差得很远的，而工人们本能地、‘直接地’(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掌握了的东西，他们这些大学生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获得。”

(2)无产阶级政党成员的素质。恩格斯把无产阶级政党成员的素质概括为：“具有更多的智慧、更明确的思想、更好的风格和更丰富的知识。”具体一点说就是：首先要有“革命的义愤填膺的感情”；其次“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即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其三是具有“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其四是“得到工人的信任”和“在任何情况下都向他们讲真话，而且只讲真话”；其五是党内“坦率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尤为强调以下两点：一是敢于同党内的错误倾向做斗争，认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问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在1879年8月2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进一步强调：“当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认为如果“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二是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在1894年的《德法农民问题》一文中，恩格斯明确强调：“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

(3)工人的素质。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恩格斯对当时德国工人的基本素质进行了阐述：认为当时的德国工人除了与资产阶级相比具有“智力上和道德上的优势”、“有教养”、“幽默态度”、“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势”、“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外，与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也有两大优越之处：一是“最有理论修养”和“理论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博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而德国工人经过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熏陶，因而能够使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深入他们的血肉”。而英法两国的工人则缺乏这样的理论感，从而影响了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二是在实践上可以借鉴英法工人运动的经验以避免错误。“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很难发展到当时的程度的。恩格斯称赞说：“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

此外，恩格斯在《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中，则强调要“具有民主思想”，坚持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的利益”，“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结成兄弟”。

(4)领导者的素质。在1890年《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恩格斯在谈到一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认为自己应该在党内担任负责职务的倾向时说：“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彻底的批判性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种军官证书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把理论水平、实践经验和能力、忠于党的事业、坚强的性格、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作为领导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在此后不久《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恩格斯还将遵守法律纳入一切领导者的素质要求，认为“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因素同样不越出法律的范围”。

(5)社会科学家的素质。恩格斯对社会科学家素质的论述，主要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出现的：一是要有正确的科学观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恩格斯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认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并称赞马克思“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二是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因此，“只是从马克思那里才学会应当如何工作”。批评考茨基是为稿费而写作，爱草率下结论，明知材料不充分也得把它当作是充分的，明知写的东西不对也得认为是正确的，对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一无所知。三是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在1882年《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认为研究人员必须具备以下基本素质：“确定明确的研究计划”，具备语言条件，并“在历史方面、地理方面以及如有可能还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具备某些初步知识”，能够“独立地真正学到一点东西”，以及“有抱负”和“能开扩眼界”。

5．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恩格斯十分重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恩格斯认为，人才培养，首先要有合格的教育者。针对当时统治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输送教育者这一现象，恩格斯指出：“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者。”这些人必须能带来真正的实际教育材料或理论教育材料，能自己首先钻研新的科学。“第二，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其次，要使受教育者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新人”：“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第三，要使所有的儿童都能受到全面的教育：“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恩格斯进一步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认为只有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生产劳动才能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生产劳动才能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才能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6．确立无产阶级新的斗争方式。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随着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无产阶级单纯依靠暴力来夺取政权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困难。恩格斯针对形势的变化，对无产阶级的多种方式进行了调整，主张在不完全放弃暴力斗争的同时，合理地运用合法斗争的手段，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

在1890年9月《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恩格斯主张：针对德意志帝国政府想用普通法来对付社会民主党，且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25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也应试一试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应当努力暂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去”，并认为“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收效最大”。不过，这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对方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将社会民主党宣布为非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必须重新走不合法的道路，进行暴力斗争。

在1895年撰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l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使用普选权”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形势的发展使选举权已经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还全面论述了争取普选权的好处：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增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增加了对手的恐惧，并成了最好的宣传手段；提供了关于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以避免不适时的畏缩或蛮勇，获得了接触群众的独一无二的手段，并在全体人民面前抨击敌人、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在帝国国会中拥有了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的、面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的讲坛；利用普选权合法地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作斗争，等等。恩格斯称赞道：“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

（山东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