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问：马克思解决人才问题的具体实践 提问人：游客 提问时间：2007-8-7 10:33:00 |
|
马克思解决人才问题的具体实践是？
|
|
|
| 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实践家。他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努力把理论研究与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人才观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把自己的理论化为现实的实践。
(一)提出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德三国掀起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相继失败，马克思在揭示无产阶级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基础上，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论述了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1．无产阶级社会状况的恶化及其根本原因。在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工人的状况却每况愈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异化的角度揭示了“人的异化”与私有制的关系，指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也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给工人带来了贫困，也给工人带来了愚昧。工人的处境越来越悲惨，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此后，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又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工人社会状况的恶化表面上是与社会分工和机器大生产联系在一起，是由于复杂的工艺能够靠机器来完成，而工人的劳动则成了按一定程序操作机器的简单劳动，成了可以用妇女和儿童来完成的劳动，从而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工人只有把全家人的劳动能力都出卖给资本家，才能够获得原先靠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就能获取的全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而实际上，这完全是“资本的统治”的结果，是资本家的贪婪造成的，是“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揭露了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摧残。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才是工人贫困的根源：“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正是建立在对绝大多数成员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养肥了资本家的同时，也把“十分之九的成员”变成了无产阶级。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针对资本家把个人贫困的根源归结为他们“生育孩子太多”的谬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阶级的苦难就是资产阶级福祉的必要条件”，揭露资本主义“把人变成机器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详细论述，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和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予以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揭露“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它使工人遭受“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以致“发育不良，寿命短促”，甚至造成“工业人口的衰退”。而资本家却以“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的自然选择规律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并从工人的苦难中得到自己的快乐，甚至“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从而揭示了无产阶级社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此外，马克思还对资本家“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和“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进行揭露和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对妇女儿童的严重摧残。
2．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性质、特点和途径。马克思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通过革命来争取。与以往的革命不同，这种革命是大多数人的革命。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因贫困扩大而导致“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因而使无产阶级成了当时社会的大多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个阶级“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虽然是一个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但二者在人数上是不对等的。无产阶级是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或者说“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只是生活中的少数人。无产阶级在认识到自身的阶级状况之后，必然要求推翻压迫他们的统治阶级。
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途径就要靠革命、靠“彻底的革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提出“人的解放”、“真正的解放”不能仅仅依靠“词句”，“‘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认为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用阶级的利益、阶级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来解释一切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统治，解释推翻统治阶级的革命。此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1871年底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指出工人阶级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3．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了“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问题。提出要使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和人民魂魄相同”，承担起“社会的普遍解放”的重任。指出“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认为无产阶级要把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推翻一切剥削制度，从而解放全人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使自身获得解放。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也是消灭私有制的根本力量。一方面，没有无产阶级，私有制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无产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因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与人类的解放相一致的。
(二)无产阶级的教育、动员和组织
马克思在建立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组织工人运动和加强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等途径，把“共产主义”世界观运用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伟大实践当中去。
1．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要取得胜利，必须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而决不能依靠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不能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也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只是停留在“词句”上。认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强调理论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性。
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上，马克思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现实的运动，而不是某种确立的状况或理想。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一样，都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与此相联系，马克思认为，一切理论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从而反对一切以永恒的真理作为出发点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认为“共产主义”理论是现实的反映，是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坚决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对待“共产主义”，强调“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2．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马克思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在直接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创建并全力维持它们的存在和发展的同时，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进行了论述。首先是要建立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能完全独立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其次是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认为这是党的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指明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强调“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其三是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并把“真实的集体”和种种“冒充的集体”区分开来，认为只有在“真实的集体”中，人们才能“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控制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使“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联合”和“团结”，把加强党内团结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
3．大力培养共产主义新人。马克思认为，青年是“人民生命的源泉”，而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赤贫现象以加速度产生着赤贫现象。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人民生命的源泉——青年日益堕落”。依靠这样的人是无法承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重任的。因此，必须大力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即培养“使社会革命化并把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即置于作为新人的他们自己，他们的新的生活方式之上的共产主义无产者”。这里，马克思把“新人”和“共产主义无产者”等同起来，基本形成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概念。
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新人”的论述来看，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要培养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马克思早在1835年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提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认为“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否则，“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此，我们应该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一思想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实践当中。在1871年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更是要求“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把“品质纯洁”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的必备条件。二是促进人才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对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状况进行了设想，认为只有在真正的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因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认为人们将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并超越分工的限制，去从事-Yi后l的职业。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即使是享受，也需要提高人的能力：“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
三是加强对还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l9世纪的资产阶级教育，只是“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训练成资本家的劳动工具。因此，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对教育的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主张“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1866年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要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首先就要改变资产阶级垄断的教育：“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还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并提出了劳动和智育、体育相结合的问题，认为“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教育内容划分为“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三个方面，提出“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的产品来补偿”。认为如果像这样“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些观点进一步做了详细论证，明确表述为“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认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更是从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待劳动和智育的结合，认为“在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智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四是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提出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明确强调共产主义新人必须坚持改造客观环境和改造主观相结合，认为“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进一步把改造客观环境和改造主观相结合与工人阶级的解放联系起来，认为工人阶级“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
4．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马克思指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出现人民作为“平庸之辈”，“必须承认和首肯自己之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而“统治者本人，他们的身价与他们的人数则成反比”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必须到社会现实中去寻找：除了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平庸之辈”“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相互采取暧昧的猜疑的态度”，缺乏团结，缺乏行动的一致性。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之所以没有收到效果，也“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因此，马克思在积极关注和参与工人运动的同时，始终致力于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强调“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在1864年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更为清楚：“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并认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各国工人才共同创立了国际协会。
此后，马克思进一步把维护工人的团结作为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原则。在1866年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强调工会“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在1872年《关于海牙代表大会》一文中，强调第一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团结”，号召“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认为“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只要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
5．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马克思一生中，始终把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他和恩格斯在1847年底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和1864年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都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结束语。在其他文献中，也始终贯穿着这一精神。
早在《关于波兰的演说》中，马克思就论证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只有建立无产阶级的“各民族的联合和兄弟联盟”，才能最终取得“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因为“工人没有祖国”，“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才能使“各国现实问题本身”，用“赤裸裸的哲学词句”来取代“现实的人”、“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就必然导致理论脱离实际。
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认为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抹杀了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之所以“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规定变成‘一般’人的谓语，以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纯范畴”，原因就在于他停留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只求认识世界，不求改造世界。
在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那里，也是如此：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同黑格尔一样，都是“假定观念和思想支配着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历史”，“设想现实的关系要顺应人自身及其观念的关系，亦即顺应逻辑规定”，“把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的历史变为人们的现实历史的基础”，“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他们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得出了与费尔巴哈相同的结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对“原子主义”、“环境决定论”、“有机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不能从抽象的“人本身”和孤立的个人出发，把社会理解成人之外的单纯环境(对象)或个人之外的实体(阶级、民族、国家等等)，而应该从社会出发，从作为“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的社会出发，把社会看成是一切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还要看到人的本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
2．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流行于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虽然也批评资本主义，但却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他们崇尚小土地所有制，既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主张通过社会各阶层的合作，特别是在上层社会的帮助下，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因而看不清楚现实的关系”。这种脱离“现实运动”而“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某些著作家的幻想”。其实质就是“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当时德国哲学家脱离具体历史环境，仅仅依据“旧的哲学信仰”，用传统形而上学来理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其结果，“这种社会主义”不仅不能成为改造现实社会的工具，反而“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成了“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成了“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不仅不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甚至也不利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成长。
3．对英雄史观的批判。英雄史观是资产阶级人才观重要的理论支撑，它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抹杀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走着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人才观截然相反的道路。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贫困的哲学》、《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对其进行了批判。其中，《神圣家族》中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的同时，对鲍威尔一伙的英雄史观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批判哲学”关于“英雄”和“群众”对立的观点，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拙劣翻版。鲍威尔说：“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想象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引用了1789年路斯达洛编辑的报纸上的一个警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鲍威尔一伙把世界的发展归结为“自我意识”和“实体”的对立，在历史观上突出地表现为制造“精神”和“群众”的对立。他们把“英雄”等同于“精神”，把“群众”等同于“粗糙的物质”，进而认为全部历史就是“英雄”反对“群众”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说：“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这是因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鲍威尔一伙模仿黑格尔，其结论必然是与历史的真实情况截然相反的。
4．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无政府主义是“共产主义”人才观的宿敌，也始终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德国，从19世纪40年代施蒂纳的“唯一者”、普鲁东主义，到60～70年代的巴枯宁主义，都是与“共产主义”人才观背道而驰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宣扬唯心史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同这些无政府主义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翻版，在历史分期以至许多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也都抄自黑格尔；其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及其国家观，则是代表了“那些想变成真正资产者的现代德国小资产者的期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施蒂纳的观点是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揭示了蒲鲁东的资产阶级的立场，指出蒲鲁东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否定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的，是不科学的。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的角度，批判蒲鲁东沿袭黑格尔的模式，把历史看成是观念的历史，用“逻辑公式”说明“社会机体”的形而上学方法，认为蒲鲁东按照自己的逻辑顺序任意构造历史，就必然割裂历史、歪曲历史。在1873年的《政治冷淡主义》和1875年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批判巴枯宁之流空谈废除国家，要求无产阶级完全放弃政治不过是“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的名义下加以神化的唯心主义幻想”，其目的无非是“要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竞争”，或者说就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认为巴枯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这方面的政治词句”，“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马克思指出，巴枯宁这样做，就是要消除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消除人民意志，是要“无产阶级最好什么也别干，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IEI子——末日审判的到来”。这对革命是极其有害的。5．对统治阶级代表性的分析批判。在创立共产主义人才观的同时，马克思对统治阶级代表性进行了分析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统治阶级，均是少数人的统治，只代表着少数人的利益，是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以维护少数人利益的统治。统治者与作为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在利益关系上是对立的。而每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均通过思想的统治，来掩盖这种对立。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但是，每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要把自己的思想抽象化，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
想，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仅仅代表着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夺了作为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的一切。
马克思还指出，传统形而上学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人民的实践和利益出发，因而不仅认识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反而成为统治阶级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工具。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之所以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接受，就是因为他的形而上学抽象方法，可以被统治阶级用来为自己辩护。并认为施蒂纳的“教阶制”就是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看作“概念的自我规定”，实际上是黑格尔思想的翻版，“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
（山东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与实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