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为：根本的问题是当时文革还没有否定，大家的思想还都停滞在文革后期。

　　潘际銮：认为高等教育还是黑线。

　　杨学为：参加人员的认识也不一样，像知识分子，大学里来的，可能像潘老师这样的一些认识，还有一些同志要维持那一套，所以会上的争论很大。

　　潘际銮：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领域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主持人：大概在会议进行到多长时间的时候，大家能够统一意见，说今年我们就要按照分数进行高考招生？

　　杨学为：会议争论的很多，往往都是反复那么来争论，我觉得会议开的长的很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当机立断，应该跟着邓小平的那个指示去当机立断，这样会很快就可以结束的，没有必要讨论那么长时间。就是大家在那儿争论，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部领导的态度。等到后来，终于在9月中旬会议起草了一个改革招生制度的一个初步意见，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是分管科教的副总理，教育部就把这个意见报给他了。他看了之后找教育部的领导谈过一次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这个会议起草的文件很不满意，当时说的话很严厉，对起草的文件里面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些内容在《邓选》中也有记载。

　　主持人：有哪些方面他不满意的？

　　杨学为：我记得他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政审的条件，我当时在文件起草小组，是负责起草文件的，我作为一个教员也是觉得文革期间那套是不行了，是要改的。但是改呢，又担心被扣上分数挂帅的帽子，所以我们对政治条件写的很详细，乱七八糟，能想到的都写上了，鸡毛蒜皮的事，邓小平看了之后我记得连说三个：“繁琐！”，三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抹掉，政审条件全部抹掉。这个表现了他对文革期间极左的那一套，所谓血统论的厌恶，然后他重新起草了一段。后来教育部给国务院再上报文件的时候就照抄了邓小平的原话。

　　主持人：他原话里面都写了什么内容？
   
    杨学为：都是很基本的，有两个，一个就是为革命而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再一个就是要看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要看本人的现实表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的变化。

　　主持人：他上报给国务院的文件最后叫什么名字？

　　杨学为：《教育部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座谈会的请示报告》。

　　主持人：总结起来，做了哪些改革？

　　杨学为：应该说这个文件在邓小平的亲自指示下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文件，完全否定了文革中间极左的错误路线那套，应届高考毕业生也可以上大学了，这个不得了的，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不用劳动两年都可以上大学了，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也可以上，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其次，就是要考试，不是群众推荐，所谓群众推荐说穿了就是基层领导说了算，就是走后门，这个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说明的。再一个就是政审的变化，应届可以考了，要考试了，政审变了。

责任编辑：何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