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中，有太多学子名落孙山。一些有坎坷遭际的落榜生对自我价值的不断追问，呈现了这个群体在一条分数线下对时代的非主流解读

　　本刊记者/黄艾禾 曹红蓓(发自北京)

　　本刊记者/孙冉(发自青岛)

　　潘大为：1978年考北京电影学院失败。 现为自由摄影师。

　　“真是万里挑一”

　　1978年6月，20岁的潘大为从太原坐火车到北京，参加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届招生考试。他记得，当时的电影学院还在北京北郊的朱辛庄，到了北京后，还得再倒长途汽车。

　　潘大为当时已经做了三年的小学代课老师。虽是教体育，但别的老师如果生了病，他也什么科的课都上。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说要给他转正——每月领50多元工资，但他的心思却不在这里。

　　“我的心很大。当个桃李满天下的老师？我好像不是这个意思。”这时，他听说了电影学院招生的消息。

　　潘大为喜欢摄影。他也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整夜在家里冲洗照片。周围的人有个需要拍照的事，都会找他，公认他拍得好。他最喜欢的是，看到早晨时还是湿淋淋的照片，贴在玻璃上被阳光晒干，“噼”地一下跳下玻璃。

　　潘大为带了三张自认为还拍得好的照片，到北京报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

　　1977年和1978年，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是非常特殊的年头。在文革中停止招生考试11年之后，大学的门突然又向社会敞开。积累了十余年的青年学子涌向考场——这两年的考生加起来共有1160万。最终，40.1万人考上，录取率为29:1。

　　但是潘大为报考的电影学院，录取率又岂止是29:1。潘花5角钱报上了名。他不知道那一届有多少人来报考这个学院，只知道，他的报名费收据的编号，是30538号，已经到三万多了。

　　“我清楚记得，那一年摄影系一共从全国招12个学生。这该是万里挑一了吧”，潘大为说。

　　考试的第一关，是面试，三个主考老师，看了他的作品后，问了些不太难的摄影知识问题。潘大为记得，还让他看了一份测色盲的图。然后告诉他，回去等消息吧。

　　潘大为觉得自己都傻了——他带来的三张如火柴盒大小的三寸照片，没法和其他考生相比。“人家的才叫摄影作品，不光大，整个显得很有想法。相比之下，我带的那个，只能叫照片。记得有个从保定胶片厂来的考生，其实就在给老师放小电影了，他胶卷太多了。”

　　不想过了两天，他得到了去参加第二次考试的通知。这次考完后，潘大为知道，自己彻底没戏了。他不懂得，学摄影还要考美术，考素描，这些他从来没学过。

　　大概到了6月15日，潘大为接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封油印的通知书：“潘大为同学，你积极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怀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火热感情来报考我院，这种奋发有为的精神，是十分宝贵的。但由于本院录取的名额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学不可能被录取。现在，经过初试考查，你报考我院摄影系未被录取，望你正确对待，坚守本职岗位，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再接再厉，为实现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积极做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那年我考上了，我就会和张艺谋、顾长卫他们同班了”，潘大为说。但是，经历了这场考试，潘大为明白，自己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他有种眼界突然打开的感觉：原来，自己在此之前还根本不理解什么是“摄影”二字。

　　从考场上败下来的潘大为，汇入了那两届全国落榜的1120万人的洪流。但潘从此立誓，一定要争取在来年考上这所学校，其他的学校一概不予考虑。

　　潘大为的全部努力，就是竭力靠近电影。他虽然已经转到了一家挺不错的工厂去上班，但却总往外跑——找机会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帮忙兼进修，去山西电视台与北京方面合办的一个电视新闻训练班里蹭听。同时，刻苦准备摄影系的课程。

　　但是，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在1979年没有招生。1980年也没有，一直到了1982年时，潘大为有了其他的想法。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实习时，发现在电影厂干摄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活儿。你要从第三助理干起，升到第二助理、第一助理，等到可以单独掌机时，已经是四十大几的人了。“那么老的摄影助理还在测光，头发都秃了”。他觉得，还不如去干电视。